三山四先生，陈沈及潘郑。佳构腾九寰，声名久荣盛。
陈氏字意芗，白描何琳琅。悲鸿叹奇绝，举世仰贤良。
沈翁号静叟，法书称敦厚。颜笔与褚书，骁健恒赳赳。
潘老怀素心，纫兰独行吟。甲骨兼金石，妙意写贞襟。
郑丈玉生光，鸿彩天下扬。工笔作花鸟，众美展红妆。
央央此四杰，艺苑之俊烈。斯文赖薪传，吾道未摩灭。
噫吁嚱！
哲人萎矣何处觅？惟有精神长使后昆获训迪。
仰之弥高钻弥坚，我观斯展久太息！
（乙巳仲秋后八日写于福州）
高士凤翁
点画工深
清末之后，海派“三任”（任熊、任薰、任颐）线描和稍晚广为传布的张大千线描成为一时线描俊彦。徐悲鸿1928年致陈子奋手札中谈到“足下此时可专攻双钩写生”；1932年来信“双钩为中国画本原，足下可谓知所急务，惟双钩须对实物摹，约之以体，庶不空泛，否则仍无所得也”。1953年陈子奋白描《百花长卷》于北京展出，徐悲鸿以“极为精妙”赞誉，从提示到告之要务，直到称许，徐悲鸿对于陈子奋可谓真知己。陈子奋少年时代即钟情陈老莲、任伯年，青年后服膺缶老而上溯三代，手摹心追圆厚雄强的气息。陈子奋不拘泥于白描的写实，这一理念是“以意统领画笔，化写实为写意的本领”（刘曦林语）。陈子奋称白描之线条为笔条，他认为“笔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表现，没有好的笔条，不能画出好的画。没有画家自己独特风格的笔条，也不能画出不依傍别人而且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画。”而清末以来金石意象融合写意画者多，“融入白描者仅陈子奋一人超凡拔俗”（刘曦林语）。陈子奋从艺做事，讲究上溯本源，追寻古意，曾著《三代文偏旁释例》一书。其通篆精刻，笔刀冶于一处，可见非旦夕之工所能为的。陈子奋拙涩生香的高古雅逸钩线，随物象跌宕起伏、穿梭往来，似行云流水又若万岁枯藤。此中白描笔条好似书法点画，陈子奋曾刻两方“点画工深”分赠好友周炳旦、沈觐寿，或许是点明友人间共同的追求，亦或是子奋老写照自身颇具颜值的傲骨。
有评家言陈子奋艺术风格还未能统一及升华的遗憾，但他已恪尽洪荒之力锤炼画法。只是，在他觉得可以自由挥洒，“草钩”技法正有望走向圆融之境时，他所处的时代、抱残守缺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有所突破。如果陈子奋真能从白描精微之金石笔力转向写意花鸟画的“草钩”表现力，我们难以想见那是怎样的愿景。
门下弟子
陈子奋门人不少，有福建省艺校、福州市工艺美校学生；有宛在堂画室弟子；也有居家所收门人以及仰慕而前来受教的学子。陈子奋胸有真虎目无全牛，自然口若悬河直抒胸臆。我采访过其门人如陈德宏、陈清狂、林健、陈品鑫、郑百重、施宝霖、郑春松、方纪龙、方宗珪、吴略、林之本、白磊等，印象中的凤翁耿直、睿智、风趣、博学多闻、一派傲骨。2002年初秋，石开在《百重世界》的前言《百重与我》中写道：“陈老师当时是福州最有名的画家，他不仅仅是技艺相授，更主要是治艺思路的调教。我与百重后来各自拜谒过许多前辈大家，我们得出共识：如果没有子奋先生，我们至今也还在黑暗中摸索。据说子奋先生在我们之前只收陈姓的学生，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老人家改变了主意，才陆续有异姓弟子入室。百重先我拜师学画，他又长我六岁，他是师兄，我则是老师的‘关门弟子’，至今想来，我们都非常幸运。”
中西分璧
1929年，全国美展在上海举行。陈子奋观展后应徐悲鸿之邀前往南京，两人泛舟玄武湖上，据说有一场中西绘画的争论。从陈子奋一生的绘画来看，正如他文章所言，吸收西洋画可以，应无形无迹地变为国画语言。故当他回到闽都，即刻印“中西分璧”赠徐悲鸿。百年国画论争的今天，传统国画仍然具有发扬且光大的态势。陈子奋并非纯粹的国粹派观点，他虽然在学校教学中坚持国画基础造型训练为毛笔线描对物写照，但他说自己的白描造型加入西洋画光影的效果，只是他使用勾线让光斑的边界纳入传统摹写之中。
文/李永新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涵泳高情 雄浑正大——沈觐寿先生与书法艺术
当书坛急出新面孔而俚歌不断之际，沈觐寿先生在谈及学书感受时有过这样表述：
以自身时代写成书法，便是时代之气，何必以创新二字挂在口齿。
没有信誓旦旦创新豪言，却对自己艺术人生的历练十分从容与自信。无论尊崇的关切，还是旨趣的宣扬，无论身囿沉寂，还是面对喧闹，他均特立独行。在他谢世前夕为青山公园题写“自在”二字，所铸就的沈式笔墨依然风采奕奕。稍前题写的“斗转星移”册页异乎寻常，于苍茫与朦胧处焕发童心，宛然“拈花一笑”，终生追寻的人文情怀在自家笔墨波澜里荡漾，所徜徉的美是孤寂的，也是绚丽而亲切的。其笔墨之升华，虽未蔚然成林，但穿过时空的藩篱，正法眼藏于作品之中。“斗转星移”，这移情舒郁的妙墨之花的绽放，连同告以绽放缘起的征记——“自在”绝笔，不正是在偶然与必然间，向我们透露了作为20世纪一位优秀的书法家所诉诸笔墨的生命艰辛与鲜活由来。
感悟传统气质的沈式笔墨是历久弥新的，这一画那一笔所敷衍的浑雄气象之感染力与辐射力是力求广大的。为此，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成了先生数十个春秋一心一意的事业。
无论青少年浸淫中西文化中的考量，还是中青年学聚问辩而足迹半天下的认定，乃至中年伊始的鬻字为生的抉择，都天造地设地让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延伸着职业书法家的行程。明知此行之艰之寂，但他义无反顾，全为这一件事历经筚路蓝缕地探索，在不间断的笔墨感悟中寻找到了生命的支点，在心象与境象的契合里呈现出沉雄。
综而察之，其经由积淀所俯瞰人生的翰墨生涯，既属个人，亦乃时代使然。故而，先生暮年，当人询及何以能够将书法视为精神家园坚守时，总是这般回答：“兴趣与天意而已。”而问及坚守这个家园之心境则只说一个字：“静”。其斋名“惟静室”与晚号“静叟”，即此心迹之流露。
在“能立”与“疾行”的思辨中研习唐书，沈先生秉承家学亦循此径，心无旁骛地对唐人书法展开或宏或微的研究，从而寻绎“能立”而臻入“疾行”之自由。无疑，林则徐对习书入径所阐明的问道精神当是沈先生艺术的内在动因。故而先生当年每叙学书感悟，总是十分动情地说起先辈林则徐、沈葆桢这批伟人丰厚的精神恩泽。
历史赋予先生的人生机缘，起于兴趣，得逢殊遇，自成理想。在书道上，运其智性与激情，以其天分与勤奋上下求索。在无穷无尽的审美愉悦中，每一笔每一画都伴随着严谨，方逾二十，腕底工夫世罕与匹；在不间断认定与修正交互的笔耕生涯里，每一回每一环都保持诚实，至老还对自己的不足十分在意，因为在他看来，如何沿波溯源而会古通今，怎样写出自己而情深调合，是永无止境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书法既有经典的传承，又有通往未来的启迪。认识与研究其书法艺术历程对于后学大有裨益。
先生童蒙学书由颜楷伊始，虽非自己兴趣首选但能接受。由于青少年时期居粤，临池日课得到堂伯演公与世伯谭延闿指点他们对鲁公人品书品并加推重，先生之幼小心灵倍受触动，滋生一种崇仰，于是在研习过程中他渐渐地对颜书产生了真正的兴趣。两位前辈习颜都参以钱南园意绪，以至早岁沈先生研习颜书，无形之间有了谭、钱之影。譬如先生三十九岁为福州西湖开化寺正门两侧所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大楷字就尤为突出。谭延闿书法获翁同龢嫡传，而沈先生亦花不少精力研习翁氏行书并悉其三昧，此与谭延闿早年指点也有相合之处，在传承雄健笔墨方面有着非凡张力。二十岁归榕城老家已能写一手好字，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依稀意识到自己所致力的颜真卿书法将成为终生的研究课题。翌年父亲出示珍藏宋拓《颜家庙》，令他好好研习。他摩挲善本，心胸豁然。其间虽曾大量临摹钱南园、翁同和作品，但《颜家庙》《麻姑仙坛记》《争座位》等则成为重要研习内容。由此及彼引发了他向更深层次的思索。像钱南园，在万人同写台阁体的时风里，独习鲁公而擎一帜之胆识；像翁同龢，中年由南园而攀鲁公，后取北碑华采，遂自成家的历练；以及像谭延闿等前辈的口授心传的都是探源的启迪，先生顿感要拓宽视野，须具有适合于自己的研习之路，发觉家藏三真六草与篆隶碑版善本乃至书画名家真迹，正是他探妙有、索元精的可贵而丰富的资源。此后先生开始自觉地贴近鲁公和所着力研习的褚遂良楷书，即基于这种自觉的选择。
世人对他所具有褚楷韵致的激赏自不待言，但先生能够将褚书写得如此精妙和独特乃源于对颜书相当深入的研究，从聚与散、含与拓的两者之间寻找到他认定的明离暗合之机杼，遂有超拔群贤的表现。因之在解读唐人书法中有了“暗度陈仓”的体验，并促使他对褚瘦颜肥作出了勾魂摄魄的心解。或谓先生的褚楷颜字置于当代书坛罕见是值得称赞的话，那么将颜褚统摄在书法体系中所导引的往古通今的矩范与化机，则道出了书学的真正意义。人们在注重先生饮誉书坛的楷书时，会以同样的关注服膺行家他的行书。先生以行书抒写心灵是最为畅达的，青年时代函札手稿即露端倪，而入古稀那一件追念知音陈子奋“五十年交谊，人琴俱渺，不胜哀感”的信札，就相当典型。
沈觐寿先生研究唐人书法是相当深入与广泛的。然而，晚年却如是说：“未能细细揣摩虞世南，深以为憾。”自谓“无为而书”之虞永兴直接羲献，世誉“君子藏器”。无疑，这犹未能及的抱憾投射着先生对魏晋风流的向往。其实，我们对沈先生所寄寓的向往之情，应该理解他已将心仪的“亘古风流”视之为道，梦寐以求。如何真正地立起矩范而得以自由运化，先生的高瞻远瞩和超乎寻常的努力，足为后昆之楷模。
书法世界林林总总，宛然春水、夏云、秋月、冬岭，各具象征，但一年四季所统摄自然生命的精神辄有着可以相贯的美的涵泳。先生深谙此中真意，“适我无非新”。倾其一生所能综合起来的古今参照系中掌握方寸，在寓雄强于平正的艺术品格的浇铸中作出相应具有深度的整合阐释，并且使之转化成为真实情感所要体达的心画，凸显了寄正大于平常的人格。
我们只有历史地看待沈先生自颜褚书法系列的阐释乃至腕下烟云化合的诉说，就不难发现在其固守的探艺取道的生命流程里，无论价值取向，还是内在自觉，从未出现过惑于势利化的聪明，亦不曾为自己设定过“功果圆满”的目标，不急于求成乃顺乎自然。其书风衍化之进程便是明证。20世纪50年代前，习书随时贤入唐溯源，博采众长，雄强外化；60年代前后，经以颜褚阐释，融化所学，互为观照渗透，笔调渐趋含蓄；80年代臻入转化，出现衰年变法迹象，如所书“斗转星移”。三个时期递变的脉络是有序而清晰的，而综观其各个时期书法作品所形成的雄浑气象，呈正大、蕴生机、具张力的三大特色则一以贯之，并让我们看到的是在演化中愈见洗练与醇厚，而且当外化之雄强趋向含蓄之时，萦回在字里行间中总有那么一缕悲悯。随着这一缕幽绪化解在笔底烟云，那泛起的雄强气象显得分外深沉，一个生命本体通过书法艺术形式凸显在我们眼前，那隐约的深沉处不就是先生饱尝沧桑的写照！
无疑，先生书风衍化的递进，历练境界的水到渠成，是技进乎道，是生命的润泽，是智慧的开启，此乃先生体悟到中国书法传统是流动的、活的，于是以其一生与之对话，有了眷恋与反思，有了喜悦与遗憾，有了继往与开来。
文/蒋平畴
素心斋主潘主兰
福州俚语“腹佬有乇”，意即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以之谓潘主兰先生则言之凿凿。
潘主兰（1909—2001）原名鼎，号子兰，后改“子”为“主”，以号行。祖籍福建长乐，1909年生于福州。先生父亲潘信庚，号茂三，乃一儒者，惟嗜兰，独种素心。清末著名书法家曾熙闻之特为书“素心斋”相赠，一时传为佳话。先生有《秋日写兰系以长句》记之。先生幼蒙庭训，克绍父性，亦爱兰成癖，遂沿用之为斋名。
1922年先生拜福州宿学郑星驷（清光绪十九年举人）为师。1924年加入福州诗社，1926年赴上海赛诗。1943年入朱剑芝在福建永安成立之南社闽集，早年即以诗名世。
先生一生游好于诗，先后刻有三方“此身合是诗人未”，借陆游诗句自况。在书画作品中常钤“诗人”，以明自家身份。1936年即手录《主兰诗稿》，1940年作五古《诗述》，一百四十五韵。1946年于报刊连载《素心斋吟草》。其诗立意清新，诗境高远，清真疏宕，讲求天籁，无晦涩之弊，在“同光体”诗风最兴盛的福建，能不逐时风，真可称有智有识之士。
先生书法最擅行楷和甲骨文。取法乎上，追古溯源，尽得钟繇之古雅与静穆，涤荡习俗，十五六岁即形成了简淡、雅逸的风格，格调高古，是极其早熟的艺术家。
先生的行书形态、笔法不落前人窠臼，运笔直入直收，圆劲瘦硬，尖峭洗脱，有甲骨文笔调，一如其性格之耿直及创作情绪之抒发，流畅质朴。其小行书亦精彩绝伦，金石味、书卷气溢于纸端，独特的语言及个性书风的张扬，使之自成一家面目。先生有《论书绝句三十首》，自道于历代书学之见解，足见卓识。
先生尚在弱冠就对发现不到30年，尚处新兴学科的甲骨文产生兴趣。对甲骨文拓本、由初始的临摹进而进行研究考证。1946年发表《殷墟甲骨概述》。1947年多有临摹甲骨文拓片的作品。1948年发表《甲骨书评》，1949年自叙《甲骨说文征》，1985年手录《甲骨文字类》并叙、跋，1986年辑成《素心斋甲骨考存》并叙。对于书写甲骨文“我以为甲骨文书法不仅要表现出甲骨文的形体，同时要用笔墨表达出甲骨文特有的契刻意味。”
先生深谙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深厚的国学素养及对古文字的融会贯通，将甲骨文作为载体进行艺术再创作，完美地表现出其中的审美及文化精神。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多以毛泽东诗词为主要的创作书写内容。20世纪70年代末期，先生的甲骨文书法创作内容则多为自撰，或诗或联或文，时有多至二百余字的长篇巨构，皆有感而发，书风亦趋于古拙、成熟、完美。在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上找到一个契合点，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其在甲骨文书法艺术领域里游刃有余，独树一帜。
先生自号“江南龟父”，并刻有“爰契我龟”常钤于甲骨文书法作品上。用羊毫中锋追求甲骨文的契刻韵味，使笔如刀又不失笔情墨趣，字形欹正错落不失工整端庄，线条瘦硬遒劲，构图形式富于变化，在内容与形式上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先生的篆刻起兴于12岁时于上学途中见刻印店内刻字。1924年即自定了《主兰刻例》。1946年始于报刊连载《印人录》，编撰《古印文字考》，1947年连载《略谈篆刻字书》，1948年发表《封泥丛考》，1950年辑《主兰印存别集》，1971年刊行《谈刻印艺术》。1975年刊行《近代印人录》，1992年发表《浅谈有关印字问题》，先生对印学研究至深，古文字书法功力深厚，强调篆刻应在“手、眼、胆”三方面下功夫。纵观其印风、印式、印格，时出新意，个性独标。篆刻平中见奇，含蓄精妙，意境深远。边款用刀劲峭清健，有六朝碑版韵度，文字或长或短，于印石上构成完美。而文字内涵丰富，或谈文论艺，阐发微义，或纪事抒怀，言简意长，与印文呼应相生，相得益彰，读之亦见会心处。论先生的篆刻，固不可忽视边款所透出的信息。先生有云：“由读印到刻印，再由刻印到评印，由评印到刻印，此三部曲乃治印秘诀。”
先生的书法与篆刻，是在对古文字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作的。早年即深研《说文解字》，1937年刻自用斋名印“读说文馆”。1947年发表《〈说文〉评议》，1948年《〈佛经〉补订说文》。1954年跋所辑《说文校勘表》，同时跋记《〈说文解字〉版本源流》。另外，1941年编撰《古泉通考》，1944年编撰《古泉文字考》。多有考证题跋宋拓，1949年刻有“潘主兰审定宋拓”。
先生的画属文人画范畴。文人画强调以书入画，诗书画印融为一体，以写我心，常以出世的心态来表达自己特有的清高和孤傲。先生于历代画家中特别推崇倪云林，自号“潘迂”。1928年由郑星驷、陈宝琛、周愈代定《素心处士书画引》，1936年撰《现代闽中画人春秋并序》，1949年辑有《老迂题画集》。
先生初画兰，后写竹，间画花卉、山水，亦偶作人物、佛像。 “沅湘自古集骚魂，画里秋兰好托根。弗与万花颜色斗，素心相对闭柴门。”“不事陶渔溺醽醁，平生写竹为扫俗。”先生的兰竹格调高古、纵逸洒脱，疏朗有致，脱尽时俗，直抒胸襟。梅与菊亦是先生较常表现的题材。除“四君子”外，他也时画松柏、垂柳、芭蕉、水仙等，皆能充分地表现出其高雅的文人节操与风度。先生的画多有诗跋，成自家面目，自云：“潘郎无画不题诗，”先生的题跋文字也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颇值得细读。
先生从事书画篆刻艺术研究创作七十余年，2001年6月荣获第一届 “ 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先生是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人文环境、性格修养、人生历练、国学素养、艺术思想、审美取向以及文字学功底，诗文书画篆刻艺术等多方面集于一身，自觉不自觉中使人生与艺术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其诗书画印，总是以独立的人格精神，纯粹的生命状态，将自由的思想感情与精湛的技巧有机结合，自然流露。始终以“神采”为上，追求“形要美，神要完”，形成神韵超拔，超凡脱俗，简逸清雅，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处处洋溢着金石之气、学者之风，臻于人书合一、心画合一的至高之境。
文/傅永强
传化丹青为雨露
金秋十月，笔者去福州西郊梅峰砚云山馆，拜望著名国画家郑乃珖先生。多年不见，年近八旬的郑老先生仍然目明耳聪、谈锋甚健。对我们昔日的交往，记忆犹新。谈及他自己的画，连声说“现在老了，更想多为社会做些事，可惜身体不好，画得少了”。
今年春天，郑老去香港参加了他的国画义卖展，共筹得一百余万元港币，捐赠给福建省儿童基金会，成为闽港两地美谈。问及此事，郑老打开了话匣子，言谈所至，充满对少年儿童的一片爱心。原来，早在两年前，郑老与当时的福建省副省长陈彬藩同志商议，拟在香港义卖国画，为少年儿童筹集基金。郑老为此做了大量准备，他从毕生创作的国画佳作中挑选出数十幅精品，又创作了一批新画，如《吉羊图》《烟波渔歌》《鹰》等。
夫人杨位琛为我倒完茶水，也加入谈话。听她介绍，郑老因患脑血管疾病，去香港前后一年多都在住院，为筹备这次画展，郑老一直抱病作画，谢绝一切应酬。还因此得罪了不少来家里求画的远亲近友。郑老说：“为少年儿童募集基金，是我多年的心愿，这次拿出手，就是要拿出真正的精品，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要保证把这次画展办好。”接着，他又拿出这次义卖情况的有关资料给我看。看来，这次画展是相当成功的，除郑老的努力外，当然也得力于福建省儿童基金会和省国际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的协作，得力于华闽集团、海裕实业有限公司、香港福建书画研究会、香港书法爱好者协会和香港各界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
郑乃珖先生，号沙堤璞夫，晚年又号璧寿翁，1912年生于福州郊区沙堤村的一户穷苦人家，幼年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他从小在闽江边牧鹅，放牛，秀丽多姿的野外风景引得他以沙滩为纸，用母亲送他的发簪作笔，对着大自然涂鸦写生，无日不作，经长年刻苦磨砺，初悟真谛。后来，在夫人杨位琛帮助下，他又对宋画及各派名家大作作了大量临摹和研究。有一偶然机会，喜得叶翰侯先生指导，继又深造于艺术大师刘海粟门下，并私淑诸名家，博采众长，卓然成家。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曾在南平、福州、香港、台湾等地开过个人画展。1949年后转至西安美术学院任教，几十年来，桃李遍天下。郑乃珖的画。早年以工笔为主，攻花鸟兼写走兽、山水、人物等，题材广泛，注重意境，追求气韵，讲究题款和钤印，尤擅双钩白描，后又融泼染法和西方油画之长于一炉。他几年前曾送我一幅《朝气满塘》，颇具特色：荷花瓣用金银粉工笔细描的，荷叶则是大胆泼染的写意式，而花蕊用的是油画笔点缀的，很有立体感。我非常喜爱那幅画，把它视为珍品收藏着。我还非常喜欢荣宝斋为郑老出的那几本画册，其中山水花鸟、猫鹰鸡蚕、蛏螺蚬蚶，样样都似乎要从画中破纸欲出哩！瞧：荸荠盛在瓷盆里，有几个半拉的；嫩白欲滴：蛤蚶有几个张嘴的，鲜红剔透，十分鲜活，生动自然。他的画勾线用笔稳且善转，流利传神，时而勾勒皴擦点染浑用，亦工亦意，曲尽其妙；时而浓彩淡色兼施，忽重忽轻，鲜明富丽。幅幅意趣盎然，令人爱不释手。难怪美术界泰斗刘海粟先生对郑乃珖的画如此评价：“郑生之画，精极笔法，豁然心胸，略无凝滞”。
我问郑老其中奥妙，他笑曰：“画画首先是要善于观察，勤练笔，画时要融合物我，应物写心，既要继承民族传统技法，又要师法自然，独辟蹊径”。接着，他还告诉我，对画艺的境界追求，是无止境的。这次在香港，他与著名书画家彦火、杨善琛、赵少昂、郑家镇、刘国松、任真汉、叶玉超等多次相聚，切磋画艺，畅叙旧谊，他们还写诗作文，介绍郑老及其作品和为人，推动义卖。诗人余其友作诗赞曰：
“绘山绘水为何来？著意松杉辟地栽。
传化丹青为雨露，画家心血喂婴孩。
惜花人爱故乡材；不护新苗花不开。
喜迓父兄添润笔，青蚨叠叠送肥来”。
读诗思人品，觉得甚贴切。他不仅艺术成就高超，而且热心公益事业，尤为关心新一代儿童的成长。我打心眼儿里敬佩爱戴郑老先生。
文/赵玲（摘自《画坛巨擘·百年辉煌——郑乃珖》）
